“1938年3月14日凌晨三点，你确定周参谋长还没回来？”临时指挥所的煤油灯闪着蓝火，副官王秉璋压低声音信德，却掩不住焦虑。警卫员答得很轻：“真的没见，他只带了随身手枪和一个小皮包。”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对话，从此成为一宗疑案的开场白。
凌晨的太行山脉还在细雪里打颤，115师的作战会议刚刚结束。按惯例，周昆应在会后赶回师部，但等到天色泛白，人却像被风卷走了。师里立即派出十几匹快马沿途寻找，结果只有零散脚印、几页会议记录和一个空烟盒。看似不起眼的碎片，让许多老兵心里猛地一沉——这可不是普通的“迷路”。
要理解那一天前后发生的事，得先把时间拨回十年。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，周昆与彭德怀、罗荣桓在枪火中相识。彼时的他刚满二十五岁，长相斯文，却能在乱枪里镇定挥手下令，人送外号“书生团座”。上井冈后，他在夜校教初级兵识字，也能隔天领着突击队打老营，性格里的反差让不少老同事印象深刻。
革命队伍里，能升到军团长并不容易。长征时，周昆率红21师守湘江信德，他用最硬的口气下达“死守三小时”的命令，师里死了大半，他本人背上也多了一枚弹片。倘若没有过硬的履历，他不可能在1937年底被任命为115师少将参谋长——放在今天说，就是作战部系统的“总设计师”。
然而，人性的复杂往往与功勋并存。有意思的是，延安整训期间，他私下常向新兵讲“精兵简政”与“正规化”的区别，却也会羡慕到武汉开会的国民党军官能住汉口的洋楼、抽进贡的“金龙”卷烟。“说真的，同是抗战，我们这边连袜子都补丁摞补丁。”他一边自嘲，一边把脚上破棉鞋举给警卫们看。那句半玩笑半抱怨的话，后来被人当作他思想“变味”的佐证。
再说那次失踪前两周，他奉命到驻洛阳的八路军总部领军费。据王秉璋回忆，布袋里一共十万块现洋，周昆数出三万，吩咐副官带回师里，其余七万装进那只棕色皮包。按规矩，参谋长有权先行支配部分经费，用作前沿侦察和补给采买，可他为何只带三万？中间是否另有人调拨？没人敢断言。
有传言说，武汉会议期间，孔祥熙宴请各路来宾，曾当众称赞周昆“守得住钱、打得赢仗”，还递上礼金。真有其事？还是茶余饭后的戏言？史料无法百分百坐实，但彭德怀在会后严厉批评周昆“奢靡之风”的记录却确实留在了日记。私下，彭总对警卫感慨：“参谋长读书多，心气也高信德，他要是拧着劲走偏，麻烦就大了。”
就这样，谜团越来越多。有人猜测周昆是折返至汾河沿岸，被日军侦察队截杀；也有人说他脱队南下，准备穿越日占区找家眷；更大胆的版本称他携款投往重庆，打算另谋出路。问题在于，十几万大洋对于前线指挥官，不算天文数字。如果真要“叛逃”，他完全可以一次性带走全部军费，再加几份机要文件，效果来得更大。为何偏偏留下大头？这是疑案最不好解释的环节。
试想一下，若当时身处险恶山区，一个人要连夜翻过封锁线，三万现洋已经相当沉。较为合理的猜测是，他准备在邻近的山西临汾一带进行短暂停留，甚至可能约了某位统一战线人士接头。遗憾的是，直到抗战结束，都没有一纸电文、一封家书能证明他还活着。
40年代末，解放战争渐入尾声，115师的老同事聚在河北平山。有人提到周昆的名字，林彪沉默片刻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他的结局，要么在那年就定了，要么永远说不清。”短短十余字，意味深长。多年后，中共中央专门就“周昆下落”搜集线索，仍旧空手而回。档案里留下一行批注：“或殁，或隐，存异议。”
坊间故事却越编越花哨：什么“私奔瑞士经商”“病逝香港郊区”“跨海去东南亚投靠旧部”。听上去都挺传奇，可仔细一问，没有见证者，也没有照片。历史研究最怕的就是这种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”的传言。1955年授衔时，评定办公室曾专门讨论：若周昆确定遇害，该追认上将还是大校？最终因为无确切死亡证明，只得掷下：“存查、待核”。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说一句个人看法：周昆若真想背叛，用他的资历和军事才能，至少会留下可循的政治踪迹。可现实偏偏只剩一滴水珠砸进深潭，连涟漪都没留下。叛逃？遇害？都像影子，怎么照都抓不住。唯一能肯定的是，这位与彭德怀、林彪并肩的参谋长，在他人送别的那个清晨，已与后世再无交集。
也许多年以后，某个旧仓库翻出泛黄的手札，上面写着：“吾本无意南去，只盼抗战速成。”那一刻，人们才能明白他当年背着三万现洋到底走向了哪里。但在找到真凭实据之前，“115师参谋长失踪之谜”依旧只是谜。历史并不总给标准答案，它有时只给问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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